“最高獎補兩億元”。盡管正值3月的一個周末，來自財政部發布的《關于開展2022年農村黑臭水體治理試點工作的通知》，依然引起不少人尤其是從事三農工作的人們的熱切關注。

　　按照這份《通知》中所言，對納入生態環境部農村黑臭水體國家清單名錄、且農村黑臭水體面積達一定規模的地級及以上城市，可申請獲得財政支持。

　　“根據項目投資額和治理黑臭水體面積給予2億元、1億元、5000萬元的分檔定額獎補，資金分年安排。”《通知》中給出了這樣“可觀”的數額。

　　“競爭還是蠻激烈的。”一位中部省份市級生態環境局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據我們了解，目前全省只有一個申報名額。”

　　當前，我國農村黑臭水體治理剛剛起步，“十四五”需要完成4000多個較大面積的黑臭水體整治。時間緊、任務重，雖然地方治理積極性高，但仍面臨資金、技術、管理等方面的難題。

　　如何為農村黑臭水體治理“問診把脈”？哪些環節需要重點關注？又有哪些治理盲區需要避免“踩坑”？

　　與城市的差異性，造成農村治理難度大

　　因地制宜思路下建立統籌管理體系

　　“農村黑臭水體的成因復雜，但外部污染無疑是主因之一。”多年參與農村治污的浙江工業大學環境學院教授李軍這樣告訴記者。

　　向黑臭水體“宣戰”，近年來成效有目共睹。來自生態環境部的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底，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2914個黑臭水體消除比例達到98.2%，接到群眾關于黑臭水體的投訴也越來越少。

　　而隨著城市黑臭水體治理腳步加快，“戰場”也逐步拓展延伸到廣大農村地帶。

　　“我國農村生態環境治理工作中還存在突出短板亟待補齊。如農村黑臭水體，涉及生活垃圾污水、養殖和工業等各類污染源，系統整治難度較大。”生態環境部土壤生態環境司司長蘇克敬在不久前接受采訪時表示。

　　在李軍看來，“難度大”的表現之一，就是農村與城市的差異性上。

　　“農村水體污染涉及很多方面，比如生活污水的排放、生活垃圾等廢棄物的堆放，還包括農業面源污染及畜禽水產養殖等，都會對水體造成影響。”李軍強調說，“這是城市環境里所沒有的。”

　　此外，農村與城市的水環境也不盡相同。“城市的小水塘小水溝比較少，加上農村的排水系統往往缺乏成熟的管道，一些低洼地帶蓄水，也會日積月累形成黑臭水體。”李軍說。

　　盡管是頑疾“不好治”，但圍繞農村黑臭水體，幾年來陸續發布的《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三年行動方案》《關于推進農村黑臭水體治理工作的指導意見》及《農村黑臭水體治理工作指南（試行）》等文件，不僅從高位推動部署整治行動，也從細微處進一步明確了排查、治理方案制定等具體要求。

　　“尤其是在明確‘控源截污、內源治理、水體凈化’的基本技術路線下，本身治理技術不再是難題，關鍵還是看地方下多大的決心去治。”李軍結合在鄉村的項目調研走訪表示，對鄉村而言，管理體系的建立，目前來說更為重要。

　　李軍指出，這其中包括機制、體制的建立，畢竟鄉村一級統籌治污，如果制度跟不上，治理資金不到位，后續運維沒有機制保障，“那一切都是空談”。

　　此外，在治理方案上，李軍強調，因地制宜的思路下，“一坑一策”“一河一策”，還應站在流域的角度上統籌考慮。

　　“角落”不容忽視，形成合力迫在眉睫

　　齊抓共管改善城鄉接合部水生態環境

　　眼下，10余個省份已開展農村黑臭水體排查和整治綜合試點工作，探索典型地區治理模式和管理機制，以點帶面，帶動全國農村黑臭水體治理。前述提及的試點獎補也提出，資金主要支持地方通過控源截污、清淤疏浚、水系連通、水生態修復等綜合性、系統性治理措施。

　　從事水環境規劃研究的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張曉楠博士，更關注城鄉接合部的“黑臭水體”。

　　“這里似乎成了被遺忘的‘角落’。”張曉楠告訴記者，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社會經濟特點，造成了城鄉接合部往往成為黑臭水體的重災區。黑臭水體整治專項督查發現，一些城市的黑臭水體幾乎全部分布在城鄉接合部。

　　張曉楠解釋道，這里的污染來源更為復雜，在城鄉接合部，小作坊等工業、服務業密集，又間布種植、養殖農業生產；基礎設施建設滯后，治污設施難以規范穩定運行。

　　不僅如此，城鄉接合部黑臭水體的形成，還有其不利的自然影響因素。

　　“氣候變化加上快速城鎮化帶來的城市熱島范圍擴張，使城鄉接合部水體受到升溫影響更為顯著。此外，隨著這種城市化的發展，城鄉接合部的土地利用會呈現一種斑塊化的形態，導致原本可以連通的水系現在不連通了。”

　　“這種自然因素上的‘先天不足’，很容易產生黑臭。”張曉楠說。

　　探尋城鄉接合部黑臭水體治理策略，改善城鄉接合部水生態環境，在張曉楠看來，要突破城鄉分治，形成共同治理合力。

　　與李軍的觀點相似，張曉楠同樣強調，應從上至下，理順治理機制。“比如一些中小河道的規劃，目前還存在多頭管理的現象，缺乏頂層設計。”

　　整合基層管理力量，集成土地管理、市政設施、環境保護等各項政策措施，使城鄉接合部的環境治理工作“橫到邊，豎到底”，使黑臭水體治理形成齊抓共管的局面，張曉楠給出這樣的建議。

　　有不少地方已積極行動起來。如上海市采取市區聯動、部門聯手的機制水岸同治，“十三五”期間，奉賢區通過 “五違四必”環境綜合整治行動，完成了城鄉接合部51條黑臭水體河道的拆違工作；廣州市天河區將車陂涌流域劃分58個排水分區、872個排水單元，進行科學規劃，實施支涌清污分流工程，使這條流經9個街道、9個城中村的河涌全線消除黑臭。

　　“治理農村黑臭水體，我們還應強調全過程管理。”作為編制牽頭人，李軍所在的浙江工業大學聯合其他單位，負責《浙江省農村生活污水處理設施全過程管理導則》的撰寫。

　　探索農村污水治理全生命周期管理，目的就是明確各方職責，“根子在岸上，沒有統籌的思路，是不行的。要把該管的，都管起來。”李軍如是說。

　　探索試點，總結分區分類治理經驗

　　治理路徑清晰更需保持長“制”久清

　　“只要不落雨，就要沿著河走兩圈，跟城里人逛公園一樣。”在重慶市永川區寶峰鎮龍鳳橋村，村民鄧世奇站在鳳橋河邊，遠處，一派怡人的鄉村田園風光。

　　這是以往不曾想的畫面。鳳橋河，一度是掩藏于雜草亂竹間的一條黑臭小河溝。這樣的變化，源于重慶啟動的農村黑臭水體整治工作。2020年以來，重慶共確定了160條農村黑臭水體，并逐一整治。

　　重慶市生態環境局土壤處副處長江思睿在接受采訪時表示，除了積極有效的治理措施，注重提升村民的環境意識、整合資源將農村環境治理與農業農村工作相結合等方式，促使村容村貌得以改善。

　　按照重慶的目標，5年內，將基本消除較大面積農村黑臭水體。

　　采訪中，記者也留意到，對于農村黑臭水體的治理，各地進展與目標不盡相同。

　　如天津要求2022年農村黑臭水體全部銷號；山東到2023年完成現有1398處農村黑臭水體治理工程，實行“拉條掛賬，逐一銷號，動態管理”。來自河北省生態環境廳的數據則顯示，截至去年6月30日，全省排查出的387條農村黑臭水體全部完成治理，實現了農村黑臭水體動態清零。

　　而在長三角地區的蘇州市，黑臭水體是城鄉共治。“至2019年底，我們全區累計完成整治重點黑臭水體40條，疑似黑臭水體139條，早已實現‘全區城鄉基本消除黑臭水體’的目標。”蘇州市吳中區水務局水務科盛強鳳告訴記者。

　　李軍對記者表示，我國南方北方的水文特點、包括黑臭的成因可能都是不同的。“所以在此基礎上探索試點的價值意義更大，可以總結出分區分類的治理經驗。”

　　對地方而言，還有另一個現實的問題擺在眼前，那就是如何進一步確保已治理的農村黑臭水體長“制”久清？

　　在蘇州吳中區，要求全區各地對已整治完成的黑臭水體仍需按要求開展水質跟蹤監測，抓好控源截污，持續減少入河污染，全力推進“消劣爭優”攻堅行動；在河南鄭州，將農村黑臭水體全面納入河湖長制體系，引入第三方運維機制，鼓勵專業化、市場化治理和運行管護。

　　國家層面對農村黑臭水體治理給出了清晰的路徑。今年1月初，生態環境部等5部門聯合印發《農業農村污染治理攻堅戰行動方案（2021—2025年）》，強調持續推進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提升和農業面源污染防治，對包括農村黑臭水體整治在內的重點任務，明確路線圖和進度表。

　　隨著獎補力度的不斷提升，會使得各地治理的積極性進一步提高。“‘十四五’時期治理力度加大，各地區還需根據自身不同特點，進一步探索治理發展的前進方向。”談及未來，張曉楠對記者表示，“問渠哪得清水來，諸君仍需共努力。”

　　“優先整治面積較大、群眾反映強烈的水體，實行‘拉條掛賬、逐一銷號’。”這是今年生態環境部強調的農村黑臭水體的重點部署。生態環境部也將組織成立國家和地方技術團隊開展幫扶指導，宣傳推廣典型案例，著力提升治理成效。

　　“黑臭水”變身“幸福河”，家鄉的那條小溪，在不久后，將重回人們夢里的那般清澈。

（來源：中國水星網）